解決校車問題，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要讓校車投入有保障。只要這個問題能夠解決，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安全與國情之間的“兩難選擇”。

　　另外，有些企業在提出質疑的同時，實際上也面臨這樣的質疑——如何在降低成本的同時，又能保障校車的安全?是否存在這樣的技術可能?如果有的話，也應該形成系統的方案提交給有關部門。如果不能的話，那么因為安全標準較低而出了校車事故，誰來承擔責任?

　　而不能不說的是，爭議當中還有很多誤解的成分。校車是否一刀切采用雙層大型巴士，只是有關企業的建議。校車允許采用怎樣的車型，校車國標草案中并未涉及。這也說明，校車國標強調的只是校車安全標準，而不是校車大小的標準。將來一些地方完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購買大、中、小型的校車。

　　事實上，有些人士拿“國情論”作為降低校車安全標準的理由，恰恰忘記了建立全國性的校車制度，就是要改變這樣一種“沒錢辦教育”的“國情”——一些地方政府、部門一談到教育問題、孩子們的問題，第一反應就是缺錢，辦不了事，而到了“三公”和形象工程上，則是大方得很。

　　現在，中央力推農村學生營養餐計劃、校車工程，要求各級政府部門定期曬“三公”經費，其實也正是要改變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三公”支出財大氣粗，教育投入擠牙膏的“國情”。

　　當然，各級財政即便用于校車，也不能鋪張浪費。畢竟很多民生領域也需要財政投入。有關方面，可以根據這個“國情”，在不降低校車安全標準的前提下，制定能夠降低制造成本的校車國標，但絕不能以“國家沒錢”為由犧牲校車安全。實質上，如果校車安全標準“縮水”，在公眾看來，也就意味著政府責任“縮水”。

　　去年，全國財政超收30%左右，央企盈利近萬億。在公眾看來，推行校車制度安全與國情兼顧，或許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