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管理、無人負責，缺乏責任主體。校車管理還停留在自生自滅、自我管理的階段

　　【背景】11月16日上午，甘肅省慶陽市正寧縣榆林子鎮小博士幼兒園接送幼兒車輛與一輛卡車相撞，造成19名幼兒、一名司機及一名陪護教師死亡，40余人受傷。據悉，發生事故的校車核載9人，實載64人。超載率高達600%。

　　據部分家屬介紹，正寧縣榆林子鎮小博士幼兒園是當地惟一一家幼兒園，招生規模近千人，且校車超載現象久已存在。有家屬介紹，此前他們曾向有關部門反映過校車超載問題，但是無人過問。

　　不過，甘肅慶陽市教育局局長盧化棟表示，在事故前三天的一次檢查中，有關部門就發現該幼兒園存在校車超載情況，曾勒令幼兒園整改，幼兒園卻一意孤行。

　　“一意孤行”的校車并非孤例。近來，各地頻繁發生校車安全事故，背后都能夠看到超載、車輛不達標的蹤跡。為此，2010年7月。由國家標準委員會頒布實施的《專用小學生校車安全技術條件》給出了強制性標準。標準規定，專用小學生校車是設計和制造上專門運送不少于10人的小學生校車，且應有統一標牌。此外，對校車的顏色、標識和座位間距、車窗高度等都提出了量化標準。

　　但是，這個標準并沒有能夠“落地”。封閉的廂式貨車、普通公路客車、公交車，甚至在一些農村地區，農用三輪車、拖拉機和報廢車輛等都會被作為校車使用。車輛超載更是普遍現象。作為學前教育的幼兒園校車，更是一片政策監管“荒地”。

　　18日，甘肅省省長劉偉平指出，要以這次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為鑒，舉一反三，認真吸取事故教訓，立即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交通安全大檢查，省安監、公安、教育等部門要及時制訂整治方案，加強校園車輛、司機的管理和校園周邊環境的綜合整治，層層建立責任制，強化工作落實，杜絕此類事故發生。

　　那么，究竟應該如何避免校車安全事故?如何給孩子們尤其是農村的孩子們提供一條安全入園的綠色通道?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袁桂林認為，在校車車體本身不達標、超載現象、司機素質較低而導致安全事故迭出的背后，是校車運營混亂、監管不力以及校車立法空白的制度缺位。更根本的則是農村撤點并校導致“上學遠”，以及政府在解決“上學遠”問題上疏于校車系統建設。

　　袁桂林認為，農村“撤點并校”撤并學校越多，就有更多的學生需要搭車上下學，而他們的乘用車幾乎都是農用車，即使是客車，不少也沒有達到安全要求。于是，校車事故發生頻率近來就很高。

　　“像正寧縣榆林子鎮小博士幼兒園招生規模近千人的情況是不正常的，幼兒園就應當在本村內建立。” 袁桂林說，按照國際經驗，解決上學遠的問題一般有兩個路徑：一是開通校車，另外一條是在不能通車的地方“寄宿”。從2002年以后，中國把寄宿制推到首要地位，校車系統的建立卻行動甚少，這表現在校車事故責任不明，政府投入不足，校車立法遲遲不到位等方面。

　　而去年制定實施的《專用小學生校車安全技術條件》，在實施中因監管主體缺位而無法“落地”。袁桂林說，在校車管理上，目前實行的是教育、公安、交通等部門共同管理、共同負責，這實際上就是無人管理、無人負責，缺乏責任主體。校車管理還停留在自生自滅、自我管理的階段。“更不用說尚沒有納入標準要求的幼兒園了，其校車的使用更是處于監管空白。”

　　破解校車安全問題，袁桂林提出，政府要將校車系統建設作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一部分，同時，校車要納入學校后勤保障系統，教育部門要承擔責任主體地位，有權協調公安、運營公司等部門。校車運營體制則采用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模式，將運營業務進行公開招標，審核有資質的公司和政府配合運作，并在整個過程中起引導、管理、監督與檢查的作用。

　　袁桂林還建議，中國要盡快制定《校車運營條例和管理辦法》，明確政府在校車方面的專項資金投入，并將校車的安全管理上升到行政法規層面，明確校車的質量標準、統一標識和運營條件和監督機制，制定“校車優先”的具體規則和實施細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