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春季開學以來，安縣在少數學校實行了學生接送“三門模式”：校門、車門、家門，即政府部門聯系運輸企業車輛，直接到學校接送學生，實現了學生上學路上的無縫對接。試點率先在安縣七一實驗小學、樂興幼兒園推行。

　　然而，甘肅省正寧縣榆林子鎮發生幼兒園校車事故后，這一廣受家長、教育、交警等部門一致好評的制度，卻面臨著被叫停的尷尬。安縣運管所認為，這種行為違背了道路運輸相關法律法規關于“點對點”、“站對站”的原則。

　　“叫停風波”的背后，折射出了教育、交警、安監、運管等各職能部門不同的表情。

　　探索：“三門”的無縫對接

　　今春開學，七一實驗小學學生家長任秀容再也不用一周四趟往返縣城了。每周五下午，10輛客車準時停在安縣七一實驗小學校門口，接送遼安路沿線的孩子。這種客車票價和平時一樣，每個孩子都有固定座位。任秀容只需要跟運輸企業、學校簽訂明確的協議，準時到秀水客運站接送。

　　校車“三門制度”實施以來，安縣七一實驗小學教務處主任王剛就多了一項工作：每周五他需要跟車把孩子們送到家長手中，除了教育學生安全乘車，還要監督客車是否超速超載。雖然工作量加大了，但王剛卻很高興：這項制度解決了該校200多人的出行困難。“在此之前，有相當一部分學生乘坐非法營運車輛。”

　　另一場試驗在安縣樂興鎮進行。今年春節，運輸公司投入了3臺客車，每天早晚接送鎮上幼兒園的100多名學生。從樂興鎮駛往秀水鎮金山村全程約8公里，返程時，客車還要捎上金山幼兒園的孩子。

　　“三門”的想法源于撤點并校和地震后安縣道路條件的極大改善。地震之前，安縣共有中小學117所，而現在僅有38所;災后重建后，安縣大部分鄉村道都已硬化，車輛通行條件極大改善，為校車通行提供了基礎。

　　打擊學校周邊的非法營運車輛也是催生“三門”的重要原因。盡管交警大隊、教體局、運管所等部門進行了多次嚴打，但巨大的出行需求，令嚴打難以為繼。

　　瓶頸：卡在法規“紅線”外

　　“甘肅校車事件發生后，我們馬上意識到，這樣的運輸模式是違規的。”安縣運管所所長鞏軍迫不及待地向記者倒苦水：“雖說這是一件好事，但是出了事，上面是按照法律法規來查，到時誰來擔責?如果都去突破法律法規，那客運市場就亂套了。”

　　“除非縣上出一個關于校車改革的會議紀要，相關部門在上面簽字畫押，否則，這個事情風險太大。”鞏軍直搖頭。

　　在法理和情理的權衡中，鞏軍選擇了前者。

　　安縣交警大隊大隊長李勇對此有些不解：“學生乘坐正規客運車輛，無論是駕駛員素質，還是車況，安全系數絕對最高。如果學生非法營運車輛出了事，難道運政就能撇清關系?”

　　最令李勇憂心的是，一旦正規客車停了，“野的”活動肯定猖獗。他反復強調自己的觀點：撤點并校后，政府的公共服務沒跟上，“原則要講，靈活性也要講，如果一個制度遭到了大多數人的反對，說明這個制度本身也有問題。”

　　接送樂興幼兒園學生的校車不久前被叫停過一次，就因為遭到家長的強烈反對而作罷。“學生家長對我們講，這也不能坐，那也不能坐，那我們還能坐什么?”對于群眾的質問，交警部門無言以對。

　　樂興幼兒園園長陳久齡的話代表了絕大多數家長的心聲：“這種模式費用低、方便快捷，最關鍵的是，更安全放心。”

　　運政不是沒想過妥協。鞏軍曾設想采取包車的政策，但“一趟一包”的規定，讓這個設想缺乏可操作性。

　　出路：農村客運公交化

　　一組調查數據令人擔憂：在安縣農村，80%的學生需要接送，其中30%的學生擠面包車，剩下的50%乘坐火三輪、摩托車、電瓶車。“所有的車輛都涉嫌非法營運、超員的問題。”李勇坦言。

　　安縣交警大隊的一個片區調查也發現，公立幼兒園不提供接送。而私立幼兒園為了招攬生源，都要提供接送服務。

　　“有需求就有市場，光靠堵肯定不行，還得采取疏的辦法。”李勇說，要從源頭上治理非法營運，必須解決運力問題。為了妥善處理這個事情，這幾天，安縣教體局、交警大隊、安監局、運政等幾個部門密集碰頭，試圖尋找一條解決之路。

　　對于接送學生，客運公司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我們到學校接送學生，基本上都是滿座，不用在車站排班，中途也不上下客，成本降了不少。”永宏運業總經理李世云算過賬。

　　安縣教體局安全辦副主任文利全認為，僅靠客運公司的熱情難以長期維持：“從鎮上到村上，畢竟是單邊生意。政府應給予一定的補貼確保運行，這是真正的花小錢、辦大事。”在文利全看來，真正的出路在于大力發展農村客運公交化，“安縣現在已具備農村客運公交化的某些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