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校車安全上升為國家意志，把校車配備當做改善辦學條件、實施民心工程的一件大事，國家種種實質性舉措于近兩年表達得尤為充分。專用校車國家標準的實施與《校車安全管理條例》的頒布為校車推廣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各級媒體對校車問題的持續關注，讓國人對“開往春天的校車”產生了無限向往與期待，校車大有呼之欲出的趨勢。隨著我國國力的不斷增強，讓孩子安全、舒適地上學也著實是政府部門應該積極考慮的，如何確保校車的一路坦途也就成為我們無法繞開的話題，更多制約校車發展的因素我們不得不去深入思考。

　　校車安全標準的制定不等于安全的校車。2010年，國家質檢總局和國家標準委聯合發布了《專用小學生校車安全技術條件》，為校車提供了統一標準，并對專用校車的設計和制造都作了強制性規定。但這些規定卻未必真能得到有效實施。2012年，國家質檢總局和國家標準委又聯合發布了《專用校車安全技術條件》。毋庸諱言，我們一直不缺制度，不缺標準，缺失的是責任心。目前產品質量監管本身就存在問題，毒奶粉、健美豬、地溝油無不是在所謂嚴厲地監管下大行其道。一輛成千上萬個零件組成的汽車，如何保證各個環節不出現問題?按上大鼻子是否在充象還是個未知數，“山寨校車”難免會橫行。

　　駕駛者的駕駛技術與職業素養誰來保證?沒有過硬的專業素質和良好教育背景，沒有對生命的尊重，校車即使再結實，也不能保證一路就是坦途。事實如此，讓國家把校車問題提上日程的接連幾次事故，本身就是駕駛者超速、逆行、超載等違法違規問題而發生的。駕駛員和行人的責任感和安全意識上不去，勢必會繼續成為包括校車在內的各類交通事故的最大誘因。對駕駛人要具備什么資格，草案規定也顯得魯莽，前幾年由于駕校管理不規范而培養出來的“馬路殺手”或者正好派上了用場，一個3年前考出駕照來的C1證的擁有者，很有可能因為從來沒有摸過車因而沒有任何交通違規和扣分記錄而順利通過校車駕駛員的選拔。

　　龐大的經濟投入如何來分擔?未來校車的組織形式還是個未知數，但是校車的唯一功能就是為學校學生服務，時間是校車的另一重要制約因素。追求教育上的平等而全國范圍內普及校車，對每個地方來說，這將出現一支龐大的車隊。就拿即墨來說，經過前些年撤點并校之后，我市中小學明顯集中，規模化辦學已成大局，即使這樣，全市中小學校將近250所。剔除學校規模因素，即使兩所學校共用一輛校車，購車、維護、工資也將會是一筆可觀的費用。有專家做過統計，按目前情況，500名學生才能負擔起一輛校車的運營開支。因此，將來會不會出現校車滿街跑，車上無學生的尷尬局面呢?

　　學生的安全如何來保證?校車的開通，乘車點的選擇當然要考慮多種因素，立足于居住地將是必然的選擇，校車候車點的選擇還會與其他公交存在一個合理的距離。當一群孩子在一起等校車的時候，這兩年我們盡力避免的學生群體性傷害事故會不會抬頭?于學生而言，鮮活的生命還將繼續暴露于事故的陰影之下。國標雖然規定校車需要安裝照管人員座位，校車安全條例進一步明確了學校安排老師當照管人員之義務，即使這樣，潛在的危險就能有效避免?

　　校車責任主體亟待立法規范。校車的功能決定了在能預見的未來，一定是微利、無利甚至是賠本經營，很難讓企業來問津，校車的的管理與運營也不是學校本身所能承擔的。校車作為公共交通的一種特殊形式，其監管涉及教育、安監、公安、財政等多個部委，更關涉各級地方政府，但權責不分，誰都可以管，誰都可以不管。針對個中關鍵，從法律角度切實明確責任主體，是建設中國校車制度的第一步。

　　盡思處，愁更愁，校車本身該如何來定義?從我國國情來看，也是一個兩難的問題。把它作為一個技術標準?符合規定的叫校車不符合規定的一律不是校車?那近來發生的所謂的校車事故其實有冤枉校車之嫌。把它作為一個事物性概念，“學校用來接送學生的車輛”和“用來接送學生上放學的車輛”又是兩種不同的理解，并會伴有不同的法律關系。前者與國標中的定義有著較高的一致性，后者擴大了校車范圍，克服了一刀切的極端，卻淡化了校車的特殊性，使校車又成了一次概念上的炒作。

　　校車之路漫漫，開往春天的校車會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愁是把鎖，責任心是鑰匙，有了高度的責任心，愁又從何而來?